我的父亲（四）

作者徐建章

五、父亲在七里岗垦殖场的岁月

父亲在温家圳（又称温圳）的时候，这里还是归属于抚州地委专区的临川县。温圳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划归进贤县管辖。当时父亲所在的温圳抚州森工局直属大队，是抚州地委的下属单位。因此，此时父亲的人事关系隶属于抚州地委。

一九五八年二月到三月，父亲被抚州地委调到金溪县的地委工作组搞农村工作。四月，父亲就被“下放”到刚刚成立的太阳垦殖场。父亲自己说是“下放来太阳垦殖场二队劳动”。从此，父亲与垦殖场结缘，再也没有离开过。

父亲怎么会从一个原来从事工商业的干部“下放”到一个与农林相关的垦殖场工作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查阅当时的有关文件，答案豁然开朗。父亲下放的时候，全国有大量干部被下放到工厂、农场等。因此，父亲的下放不是个例，而是大背景下的产物。当时下放的干部主要是去搞农林。那为何又如此重视农林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有分析，归纳相关观点，大概有这几个方面：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农业发展出现不平衡。工业明显比农业发展快很多，而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国家控制的粮食数量无法满足由国家负责供应城市增长人口的需要。同时，粮食作为工业原料，大大限制了工业消费品的发展；第二、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几乎全是农产品、矿物和其他原料，因维持这种出超对国家控制的农业资料提出了额外需求；第三、“大跃进”的影响，工农业必须加速发展。因此，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按该指示，中央号召干部队伍中的年轻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参加实际工作。

江西省在这方面提出得更早，也做得更早。一九五七年九月至十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提出《江西全面开发山区的初步规划》，其中提到“合作社无法经营的大山，如庐山、西山、云山、武功山、井冈山...等二十多个大山，都应由国家建立林场...”十月二十一日，江西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山区工作会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省大批建立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的计划，动员干部和广大山区群众向山区进军。十一月二十五日，省委召开省属机关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方志纯在会上作《关于精简机构，加强劳动战线》的报告，号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广大干部积极参加山区建设。十二月十五日，省委、省人委在南昌市举行省市各界十万人的欢送大会，首批参加农垦建设的有六千九百三十六名干部。在这些下放到垦殖场的干部中，甚至包括了部分律师。本人所写的《南昌律师简史》中就提到，当时南昌市法律顾问处的于巾魁律师的丈夫就是在这个时候下放到位于奉新县的西山垦殖场，后于律师随夫也到了垦殖场。到一九五七年底，全省有五万名干部分赴垦荒第一线。当年，江西省就创建了一百五十个国营垦殖场。到一九五八年，全省共创建一百九十个国营综合垦殖场。最高峰时，江西有二百八十多个垦殖场。

垦殖场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都是江西省的首创，因此，一度成为江西省在全国打响的两块金子招牌。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年轻人中已经是陌生的概念，但我们小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七十年代，就有一部专门描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电影，学校组织学生必须看，这就是《决裂》（据说拍摄场地就在江西农大），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推向了高潮。而说到垦殖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共青城、云山垦殖场、大茅山垦殖场、江西蚕桑研究所等等。

太阳垦殖场正是在那种背景下成立的，父亲成为最早来到这个垦殖场的“垦荒者”。太阳垦殖场全称国营太阳垦殖场，成立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该年十月并入荣山垦殖场。到一九六零年十月，又由原太阳畜牧场、临川县山口农场和抚州地区林科所合并成立国营太阳综合垦殖场。同年迁到七里岗，改为七里岗垦殖场，隶属于抚州地委。后还经过多次变动。一九六八年，七里岗垦殖场划归临川县领导。一九七二年，七里岗垦殖场一度与临川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合并，但第二年就分开了。

直到一九七五年，在这个时间段，父亲一直在垦殖场工作。父亲是垦殖场的开创者之一，他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垦殖场度过的。在这里，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奉献了他的全部热情和精力，也经历了社会大背景下的各种运动。父亲在运动中差点被打倒，由此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幽暗。不过，无论如何，他仍然对七里岗垦殖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有了深深的眷恋。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父亲一直处于生病的治疗和病休之中。一九八一年五月，父亲提交病退报告，经过临川县委组织部批准，以罹患瘫痪病而提前退休，工资按百分之七十五领取。这才算正式离开垦殖场。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父亲在垦殖场的岁月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一九六五年之前；二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三是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病退。但要说明的是，我重点叙述一九六五年前父亲的经历。

（一）一九六五年之前父亲在垦殖场

父亲是一九五八年四月正式下放太阳垦殖场的。自下放到一九六五年期间，从表面看，父亲经历了到垦殖场后从组长、副队长、队长和入党的过程。但从他内心而言，这段时间一定是波澜壮阔的。这个过程中，父亲的每一次角色转换都不容易。

垦殖场，父亲他们都习惯说成“农场”，大概主要是干农活的原因吧。父亲尽管出生于农村，但他从懂事起，并没有真正做过多少农活，几亩薄田都是祖父在耕种，根本用不上他。他会打鱼、摆渡，甚至摆水果摊，他从小立志要做的，似乎是要挣脱像祖父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农民。也许没有考虑过“当官”，但至少是做个“店员”一类这样的“工商业”者吧。解放后，共产党坐天下，父亲满怀期待、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事业”。当他因出身好（祖父被划为贫农）和能干被选为“公家人”，成为“国家干部”后，想必也没有意料到又会回归到垦殖场做农民。但抚州地委还是把他这个出身于农民的干部“下放”到一个新成立的、万事从头越的太阳垦殖场去。但是，垦殖场虽然大部分人也是从事农业，但准确地说，是做“农业工人”。因为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比较似乎还是差异的。农民也参加集体劳动，却只拿工分；而垦殖场的“农业工人”是拿工资的。垦殖场给父亲定的是行政二十三级干部待遇，几乎差不多是最基层的国家干部，工资只有四十五块五毛。后来，父亲的这个工资一直没有变动过（一九六三年曾经有过一次加工资的机会，但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最终没有加上。为此，他十分懊恼。）毕竟是靠着微薄的工资养家，作为一个热爱家庭的人，父亲的耿耿于怀现在看来是十分正常的。

设立垦殖场的计划不久，邵式平省长提议在垦殖场前面加上“综合”二字，将垦殖场定位为可以经营各种行业的全新机构，除农业、林业、牧业等外，也可以经营工业和商业等，甚至还可以有研究所，比如蚕桑研究所。实际上，后来那些规模大的，尤其是省属的综合垦殖场，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大部分成为了一个同时拥有农、林、牧和工、商业并存的综合性组织，有的垦殖场的业务几乎包罗万象，成了可以自供自给的独立小世界。有的工业发展得很不错，比如共青城，其中生产的“丫丫”牌羽绒衣还成为名牌产品。

但作为一个抚州地区开办的、规模不算大、实力不够强的太阳垦殖场，当时经营要单纯得多，主要还是农业，只不过与农村相比，不是仅仅只种水稻或其他粮食作物，而是更注重经济作物，特别是当时农村不太种植或需要从外省引进的作物，比如马铃薯、玉米、红菇、西瓜、打籽瓜、西红柿、牙白菜、梨树、桃树、油茶树等。后期针对垦殖场栽种的农产品，建立了有关的加工厂。若干年后，我去垦殖场时，尤记得垦殖场将红薯加工成红薯粉和红薯粉条、红薯粉皮的过程。甚至我大哥年轻时也在加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垦殖场与一般农村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用拖拉机耕地。父亲所在的太阳二队，就有一台河南洛阳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是专门耕地的那种。这台红色的拖拉机马力很大、声音很响。天冷时，如果要发动，还需要在车底下用火加热。那时这已经是非常令农村羡慕的了，现在简直不可想象。

我不知道父亲角色的转换，是否经历过思想的斗争和挣扎？我一度猜想，将他下放到垦殖场，让他做一个本想逃避的农民，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心甘吧？我还在想，如果父亲一直留在温家圳，或许我们家后来的困难会少很多。但现实是，父亲在垦殖场呆下来了，似乎印证了那句“既来之，则安之”的老话。父亲不但呆下来了，还似乎很“乐意”地呆下来了。这从他自己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九六零年三月九日，父亲在“自我鉴定表”中，对自己的总结就有“1、自到农场以来，思想是安定的，没有其他思想意识，坚定了以场为家的思想；2、劳动态度。一到农场就积极劳动，在任何工作中能主动去干，屡次受到厂部表扬（指会上），能提一些建议，把生产搞好；3、遵守劳动纪律，从来没有违反过制度，在接受任务中，能负责干。”同一天，他的同事，也是他后来的搭档罗毅对他的评价中，也是“1、到农场后，思想安定，对下放上调，从未有任何波动；2、工作积极带头肯干、踏实，劳动从不叫累叫苦，有时带病工作；3、服从领导，遵守劳动纪律；4、对坏人坏事还敢于斗争。”一九六一年八月，在一次“民主鉴定”中，垦殖场对父亲的结论，其中包括：“1、下放到农场以来，工作安心，能以场为家；2、劳动观点强，生产劳动积极带头；3、工作踏实肯干，处理问题果断及时...”。但我仍然隐隐约约觉得，当时这种下放，在很多人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疙瘩。只是父亲是个性格随和的人，加上他可能真的觉得既然这是党号召的一种革命，那就好好干吧！父亲应该是真心爱上农业种植。我所了解的就有，父亲每年会到外地为垦殖场购买各种作物种子，也喜欢研究作物种植，他从一个农业的外行，慢慢成为了一个农业种植的行家。他喜欢种植的爱好，甚至还间接影响了我，只不过我喜欢种植的是各种花卉。

总之，父亲就这样留在了垦殖场。因为踏实能干，很快就被提拔为组长。大概在一九六零年初，父亲又被提拔为副队长。一九六零年一月至十月，父亲被派到畜牧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畜牧场的经历我知之不多，大概与养猪养鸭等相比，父亲还是更热爱和擅长种植吧。故工作到十月底就回到了二队。当时垦殖场总部设在太阳，总场下属几个队，除了一队、二队外，还包括原太阳畜牧场、临川县山口农场和抚州地区林科所等并入的单位。垦殖场下属的队长相当于一个分场场长，因为是相对独立的，而组长则是分场的中层干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左右，太阳垦殖场改名为七里岗垦殖场。总部迁到七里岗，农场这块就分成太阳和七里岗两部分。父亲先在太阳垦殖场工作，大概是一九七二年左右，父亲调到了七里岗。我记事时起，父亲的职务已经不叫队长，而改称“连长”，我猜是文革后垦殖场部队化了。最近从新闻中看到，洪学智上将曾经因为被小人诬告而下放到沈阳的一个农场养猪，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个农场的“连长”。

父亲当上副队长后，很快赢得了队里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垦殖场陆续下放了各式人等来劳动或锻炼。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江西的垦殖场吸引了除西藏和海南外的全国所有其他省市人员的到来。人员结构也非常复杂，有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老八路。其中有个姓曹的军人，参加过长征，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常常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死里逃生的故事。说得最多的是，他当营长的时候，一次，他和好几个战友正围坐在一起吃饭，突然一颗炸弹就落在他们中间，他出于本能的反应，飞速往边上一滚，炸弹就爆炸了，除了他外，其他人全部当场炸死，而他只受了一点皮外伤。看来这个场景实在让他难于忘怀，乃至于见人都想倾吐。垦殖场后期，还有很多的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我小时候曾经两次在垦殖场小学，每次只有一个学期，其中在七里岗的那次，数学老师就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当时垦殖场的小学坐落于一片油茶树林里，教室有些破烂。她站在黑板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高高的个子，那瘦弱文静、还会用抚州话讲课的样子，至今仍然留在我脑海里。

父亲周围很多人都是有本事的。因此，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是不容易。后来在社教运动中，有人攻击父亲，其中一条是“拉帮结派”。他们称二队的四个组长，有三个被父亲拉拢。其实，所谓“拉帮结派”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之所以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是因为他自己的为人和对工作的认真。父亲最起码有几条优点：第一，肯干。正如他的同事杨斯宜代表小组对父亲的评价：“工作一贯积极肯干，并处处领先和带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而父亲的上级刘镇场长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父亲，称父亲“工作踏实，整天劳动，冒雨也在外面”。第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父亲非常尊重有知识的人，多数下放到垦殖场的知识分子，都喜欢与父亲交朋友。那时，盛行斗争思维，动辄以阶级划分阵线。出身对一个人十分重要，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不好。比如一个叫陈斐文的知识分子，虽然出身富农家庭，但他有文化，人品好，所以，父亲让他做食堂管理员；从税务局下放的干部罗毅是地主家庭出身，但罗毅参加了革命，主动与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且罗毅有文化、有能力，父亲极力推崇他。后来，当父亲出任队长时，罗成为父亲的副手，两人搭档得很好。父亲周围的人，这种人很多。所以，有人攻击父亲，说他周围的人都“能说会写”。而工农出身的邵队长和军人出身的樊队长，由于阶级斗争观念太强，因此，他们周围的人很少，有也是像他们一类的人。第三、父亲能干、善干。这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里岗垦殖场第一、二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对他的鉴定结论中，看到组织对他这方面的肯定：“...工作积极负责，主见性强，计划周密，接受任务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经济核算严格，勤俭办场精神好，并能长期坚持跟班劳动。因而，在以他为首领导的二队连续三年创造全场红旗生产单位”。这个评价应该是相当高的。第四、注重工作成效。社教工作队把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批判的依据。因为父亲经常对同事说：“黄猫妞，黑猫妞，捉到老鼠才算真猫妞。”他是针对所在的二队工作说的。父亲引用这句谚语的时间，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后来广泛流传的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据考证也是在一九六二年。邓的猫论是在内部讲的，当时并没有流出。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公南巡才公开。邓小平引用这句话，就是要求实干，干了再说，以效果检验对错。父亲的黄猫黑猫论，同样也可以证明父亲是一个脚踏实地、讲究工作成效的人。

正因为父亲的实干，才赢得大家的认可。他在当副队长时，确实比正队长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在他之前出任二队队长的邵姓和樊姓两个队长，都只是干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就被上面调离。一九六二年七月，在第二任队长调走不久，父亲成为二队队长。

同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父亲当上了省劳模，并到南昌出席全省标兵表彰会，受到省长邵式平等领导的接见。这成为父亲一生最大的荣耀。

但父亲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变得顺利。父亲在还未得到全省标兵时，组织就把父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场长刘镇在第一次垦殖场的党员会议上就说：“我们的第一批培养和教育对象是徐海根和饶凌高两人”。一九六二年一月，父亲经过组织动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预备党员。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转为正式党员。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队长樊某对父亲的转正迟迟不予研究和讨论；二是社教运动。而这次社教运动，父亲差点被整倒。

父亲不算知识分子，所以躲过了反右等斗争，但却未能躲过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有人说社教运动是文革的一次小范围的预演，是一场以夺权为目的的具有浓烈的火药味的“阶级斗争”。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介绍这次社教运动的有关书籍和文章并不多。但这次社教运动，对父亲的打击却是实实在在的，是疾风暴雨式的。从结果看，父亲的思想和心灵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肯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盘点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除这次社教运动外，还有后来的文革运动。因此，父亲共经历了两次运动的打击。

从七里岗垦殖场二队的这次社教运动看，表面是对父亲入党的“洗礼”。运动的组织者（工作队）动员了垦殖场对父亲平时有意见、有过矛盾的部分干部职工，同时“策反”了个别平时与父亲关系较为密切的人，以组织名义要求公开或私下检举父亲的“问题”。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压运动面前，几乎没有人躲过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意见和过节的人则把平时隐藏的栽赃诬陷和任意攻击之能事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我父亲这样一个诚实、宽厚和善良的人几乎批得一无是处。他们所说的那些父亲的“污点”，现在看来全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甚至是一个人难得的优点。

他们攻击父亲的第一个“污点”是“接近四不清的人”。所谓接近四不清的人，指的是父亲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垦殖场与经济打交道的人，如罗毅（地主成份）、陈菲文（政治不清）、李文良（保管员，经济不清）、杨斯宜（生产组长，管理员，经济不清）、熊春珍（会计，经济不清）。作为队长，这些人有的是平时工作必须打交道的，或者作为一个正常人应当去关心帮助的，比如父亲曾经为陈斐文这个家庭十分困难的职工批准过十块钱补助金。有的虽然出身不好，但并不是坏人。为了栽赃，他们把两个队长的离开联系起来，说是父亲联合这些人把他们整走的。这显然违反了事实和常识。那两个人的离开确实有工作能力不足和作风不好的问题，但他们的离开都算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且是上级的决定，一个副队长怎么可能决定得了正队长的调离？父亲又没有告过状，更没有背后整他们的黑材料。可见，当时是多么荒唐。

攻击父亲的第二理由是父亲“丧失阶级立场”。这里说的丧失阶级立场，主要指的是父亲与母亲的婚姻。他们说父亲不该娶地主的女儿。由于母亲的出身，这成为父亲政治上的一道枷锁，像梦魇一样伴随着父亲，客观上影响了父亲在“政治上的进步父亲”。父亲对此思想是复杂的。为澄清娶地主女儿的问题，他多次检讨和委婉辩解。他在检讨时说：“我最遗恨的，在当时结婚时政治模糊，没有把敌我分清，把一个阶级敌人子女结为夫妻...”。同时，他辩解道：“我自结婚以后，从未到过其家一次”。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阶级立场，父亲说：“因为已经生有子女，在生活上是夫妻，但在政治和阶级上坚决划清界限”。也许确实是为了划清界限，父亲没有或者不敢尽一个女婿的责任，连自己的岳母都不敢表示任何亲近。一九五八年，外婆当时身体很差，经济十分困难，天气炎热的一天，她老人家到温家圳来看母亲。吃完饭后，母亲因为上课不能离开相送，外婆一个人拖着病体回家，走到一个路边的亭子里就中暑了，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对待母亲，父亲也有所“保留”。母亲本来是在温圳小学当老师，后来被迫回到乡下，这应该是父亲或明或暗的促成。母亲回到乡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从此，可怜一个从未种过田的地主家的小姐，为了生存，只能与男人一样，下田上地，历尽了无数痛苦和煎熬。

攻击父亲的第三个理由是父亲“革命意志衰退，家庭观念严重”。当时的背景是，父亲一个人在垦殖场，而远在老家农村的祖父衰老，回到农村的母亲劳动力不够，比不上他人，哥哥姐姐们尚小。当时农村没有劳力，就意味着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收入，一家人几乎嗷嗷待哺。雪上加霜的是，大跃进刚过，又遇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九五八年出生的二姐，因为实在顾不过来，就送给我们乡的岭下王家村的一户人家寄养。而六十年代刚出生的二哥，由于家里缺粮，没有吃的，只能吃没有油盐的菱角草充饥，几乎饿死。当母亲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父亲时，一向孝顺祖父母、无比热爱子女的父亲，想必在心痛和焦虑之余，归心似箭。但垦殖场又不允许回家，却还要带头干活，对家里的困难只能干着急。此时父亲可能发了几句牢骚。却被说成是“家庭观念严重”，有家庭观念居然成为一个人的罪过？！这绝非正常社会的伦理观。同时，说父亲“家庭观念严重”或许是对的，但跟“革命意志衰退”却搭不上边，纯属乱扣帽子。

攻击父亲的第四个理由是父亲“搞投机倒把”。大概在一九六一年，蔓延于全国的“自然灾害”已经饿死很多人。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垦殖场开放了一些“自留地”给职工自己种植。父亲自然也有一块。父亲是勤劳的，加上家里的情况，种植了可以填饱肚子的红薯。这一年，垦殖场公家的红薯也收获颇丰。而此时，我们家乡却正处于饥饿状态。母亲出于同情，带上同堂屋的长根娘，这是一个十分善良而正直的农村妇女。她们一起到父亲所在的垦殖场，寻求活下去的机会。到垦殖场后，父亲除了将自己种植的红薯分给长根娘一部分外，饿急了的长根娘看到垦殖场将烂红薯倒掉，就邀请母亲一道捡起来，煮熟去皮，经过处理后打包带回乡下。正是这些烂红薯，那一年拯救了我们两家，不至于在这个冬天有人饿死。而这，竟然成为社教运动中父亲的一大罪状之一。此外，所谓“投机倒把”，还有母亲一九六二年从温家圳贩卖了几只鹅和一些鱼去垦殖场卖，又在垦殖场养了几只兔子。这些现在看来正常不过的事，都成为父亲那时的罪状。最后结果是，从父亲的工资中将母亲赚的九块钱扣除，还罚了父亲几十块钱。当时少了几十块钱可是大事，这让父亲后面花了很长时间才从经济的窘迫中缓过气来。

从一九六五年一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社教工作组利用晚上的时间，多次召开接近“批斗”程度的会议，动员十多个干部职工，说是帮父亲“下楼”。“一次下楼”，“二次下楼”，父亲最后只能“痛心疾首”，一次次作检讨。显然，父亲的检讨是违心的，因为有些事可以不做，但有些事不做就会违背他的良心。一直到四月，针对父亲的“批评教育”才算结束。四月十二日，垦殖场一、二生产队党支部对父亲作出“支部审查鉴定意见”，主要内容是肯定父亲的工作能力和成绩，但也强调父亲的“阶级路线不够清，对政治、经济有问题的人关系密切，而与革命干部、职工团结不够好；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悲观叹气”等。在“支部登记处理意见”中，结论是“该同志成份好、历史清白，入党后工作成绩大，缺点错误经过运动有了很大决心改正。对其预备期超过主要是组织未及时进行工作，后期上级要求规定‘未经社教不能转正’。支部认为该同志基本合乎党员条件，按时转正登记。”。父亲总算过了关，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时间比其他人长了一些。

（二）从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

父亲挺过社教运动后，却又碰到文革。父亲在文革中，又莫名其妙被打成“保皇派”。一段时间，造反派到处找他，要批斗他。父亲被迫到处躲藏。他不敢回到乡下。在他躲避期间，果然有人到乡下来找他。父亲在他朋友间辗转。一次，父亲在一个老朋友家躲的时候，造反派居然找到这个朋友家来了。父亲来不及跑，就躲进朋友的房间里。这时，朋友的妻子为了掩护他，用一把茶壶向尿桶里倒水，假装拉尿，造反派以为父亲不在才离开。父亲后来还躲到南昌的表兄、表弟家，好在最终躲过了一劫。

激烈的动荡结束后，父亲回到垦殖场。一切似乎归于平静。父亲又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说到文革，当时的抚州地区斗争是很激烈和残酷的，是江西的重灾区之一。我那时在垦殖场时虽然少不经事，但还是隐隐约约记得当时听到的情况，说是抚州的大街道上，有人被打死了，是什么行署专员之类的身份（这个记忆不一定准确，实际应当以历史事实为准），暴尸街头。正遇天热，就在身体上撒石灰。七里岗垦殖场也有造反派打死过人。后来，我看见有人指着某人后背说：谁谁谁是被他打死的，马上要把他抓起来，可能要枪毙抵命了。之后不是真的枪毙了，因为我已经回到老家乡下了，故不得而知。

但即使是文革期间，我记得父亲在垦殖场搞种植的积极性仍然很高。种植抚州西瓜是那一带的传统，但此前抚州人种植西瓜基本是在田里和河滩沙丘上。父亲他们经过研究，发现抚州西瓜也可以在山上的红壤地种植，且种出的瓜更甜。从此后，在太阳和七里岗都大面积种植抚州西瓜，成为七里岗垦殖场的拳头产品。父亲他们最得意的是，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们垦殖场的西瓜就是领导们喜欢的夏季消暑品。据说还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夸赞。除了本地西瓜，父亲他们还从外地购买西瓜新品种，垦殖场种植成功的黄囊西瓜，当时就是很少见到的品种。那时尽管是计划经济年代，但每年夏天，垦殖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因为会有很多小车开过来，据说是抚州地委和临川县有关部门的领导，他们来垦殖场买西瓜、吃西瓜。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一九七零年的一个夏天，父亲住处兼办公的房子里来了很多人，说是大领导。父亲和垦殖场其他领导都在作陪。我和姐姐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这时，有个“大干部”拿了一块瓜进到我们房间，和蔼地说让我们也尝尝西瓜。这块瓜很大很甜，是垦殖场留下来的种瓜，整个西瓜可能超过四十斤重，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最好的瓜。后来我才得知，这个拿瓜给我们吃的“大干部”名叫王震。王震那时“下放”在东乡的红星垦殖场，但他经常会到各处走动。七里岗垦殖场离东乡的红星垦殖场不远，所以他到这里来比较方便。为了证实当时确实是王震，我查阅了《王震传》和《江西省农垦志》，王震确实两次到过七里岗垦殖场。那时，正是父亲当队长的时间。

经过整合，江西的垦殖场在七十年代一度已经不足一百个，但父亲所在的七里岗垦殖场一直存在。七里岗垦殖场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合并的事情我不清楚。不过，那年暑假，我在七里岗时，看见附近临川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纷纷跑到垦殖场来买那些快烂的西瓜。像山一样堆积在地上的西瓜可以随便挑选，只要几分钱一个。傍晚，腐烂的西瓜味伴随着垦殖场父亲住房旁合欢花的香味，一直萦绕在我记忆深处。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的一天，父亲正在与大家一起来劳动，天突然下起大雨。父亲突然感觉不适，半边脸抽搐，嘴角歪斜。父亲中风了，通常称之为半边不遂。从此，父亲被迫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垦殖事业。父亲生病后，垦殖场的天仿佛颜色也变了。有些人看我们的眼光变得异样了。从此，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人情冷落，世态炎凉。

（三）一九七五年之后的父亲

父亲病倒后，家里乱成一团。那时，半边不遂似乎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病。父亲先是回到了乡下。那时，他还能一瘸一拐走路。闲不住的他每天一早就起床，到村东边的堤垱上走动。也许是“病急乱投医”，祖母和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竟然信起了迷信。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有人把父亲带到一台风车（农村筛选稻谷的木质设备）前，在风车的斗里似乎放了什么，然后摇动手柄。我至今搞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对父亲的病一点用处也没有。医院。有人说要看中医。这样，父亲就医院治疗。垦殖场领导不错，除了报销医疗费外，还派了一个职工专门来护理。这个职工是温家圳人，名字我忘记了。他带薪陪护了父亲差不多一年。但父医院病房，而是住在当时刚刚医院新大楼，就在八一大道与福州路交界处，现在那栋高楼的东边。父亲住在这栋四层大楼一楼的一间房子里。可以自己做饭。能够免费住进这里，应该得益于在省建的表叔。这栋大楼是他当时负责建设的。父亲天天打针吃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种针剂叫“夏天无”。

但治疗并没有见效，父亲的病情还每况愈下。最后只能回到老家。一九八一年，父亲已经病了六年，垦殖场提出父亲需要办理病退。此时，父亲当时的同事很多要么调离，要么退休，父亲与垦殖场的关系愈来愈远。尽管他偶尔还要母亲带他去住一住，但遇到的大多数是嫌弃的冷眼。

为父亲办理病退的是大哥。按照当时的政策，父亲算是“国家干部”，退休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谁去“顶替”呢？我们三兄弟，大哥已经成家，二哥跟随大哥在南昌卖苦力，即在建筑工地拖大板车，而我当时正在读书。这事当然是大哥做主。本来他可以自己去顶，但大哥与大嫂商量后，高风亮节，把这个指标让给了二哥。二哥高高兴兴去报到，垦殖场却把他放到一个叫“杨沅”的地方，那是垦殖场唯一一个专门种水稻的地方。二哥一看，心冷了一截。本来想脱离农村劳动，却又到这里来当农民，有什么意思？他不敢，大摇大摆回家。大哥一看急了。好不容易有这“顶替”的好事，怎么能放弃呢？但他也觉得有些不对，于是一问，原来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人，是被欺负。有好心人出主意，告诉大哥说，父亲不是一般职工，只有一般职工，子女“顶替”才回到垦殖场。你父亲是国家干部，按规定，国家干部子女“顶替”有关系的都进事业单位，没有关系的至少可以挑选进企业做工人。大哥就去县里问，情况果然如此。但进机关事业单位是不可能的。县里说，二哥可以到县属企业去。想想能进企业，总比在垦殖场当农民强。大哥同意将二哥派到企业。这样，县里直接将二哥派往临川县水泥厂。二哥高高兴兴，总算当上了工人。

父亲的意识愈加模糊，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清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父亲在瘫痪了九年后，油尽灯枯，生命走到了尽头。

那天，我不在身边，没能为父亲送终，这成为我一生的遗憾。